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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圆舞曲传统与艺术创新******

　　作者：王纪宴（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年一度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人们熟悉的“金色大厅”奏响，并向全世界90多个国家转播。担任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奥地利指挥家弗朗茨·威尔泽-莫斯特，是继2011年和2013年之后第三次担任新年音乐会指挥。这一次，他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对音乐会的曲目进行了一次力度空前的拓展：节目单上不包括返场加演曲的15首乐曲中，有13首是首次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演奏。这样的创新之举，是否能够让这个在全球有着广泛影响的艺术盛事获得新的活力？

约翰·施特劳斯画像 资料图片

　　Ⅰ.传统的确立

　　“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魅力和人气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演奏施特劳斯的音乐是这个乐团的传统之一，可以一直追溯至‘圆舞曲之王’本人。但历史事实并不能印证这一点。”这是曾于1997年至2014年担任乐团主席的小提琴家克莱门斯·赫尔斯伯格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施特劳斯》一文中写下的。作为集作曲与指挥于一身的最忙碌的施特劳斯家族成员，约翰·施特劳斯的演出主要是指挥他自己的乐团。事实上，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不少创始成员也是在约翰·施特劳斯乐团中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据约翰·施特劳斯的三弟爱德华在1886年统计，维也纳爱乐乐团中有施特劳斯乐团工作背景的不少于27位），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会节目单中并没有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其他任何作品。其原因是，音乐家们担心这些轻松娱乐舞曲会拉低爱乐音乐会的艺术高度和社会地位。尽管从同时代最“严肃”的作曲家瓦格纳、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到以挑剔著称的音乐评论家汉斯立克，对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均有高度称赞，但观念中的等级差别仍构成一道艺术屏障。

　　转变发生在1873年4月22日，在歌剧院舞会（举办地并非宫廷歌剧院，而是“金色大厅”）上，继奥托·德索夫指挥卡尔·马利亚·冯·韦伯的《邀舞》之后，约翰·施特劳斯登台，以他的“标志性”指挥风格——边演奏小提琴边指挥——完成了他的新作《维也纳气质》圆舞曲的世界首演，也标志着“圆舞曲之王”与宫廷歌剧院乐团即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严肃音乐家”们历史性的首次联袂。同年11月4日，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期间，二者再次合作，这一次，约翰·施特劳斯指挥了他父亲老约翰·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兰纳的乐曲以及他自己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1894年10月15日，庆祝约翰·施特劳斯作为指挥家首次登台50周年的专场音乐会在“金色大厅”举行。这一次，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整场音乐会上演奏的全部为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成为新年音乐会的先声。

　　1925年10月举行的约翰·施特劳斯诞辰百年纪念，成为一个重要里程碑。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克里斯托弗·瓦格纳-特伦克维茨在《一种声音传统：维也纳爱乐乐团简史》中写道：“实际上举办于盛夏时节：1929年8月11日，年轻的国家歌剧院总监克莱门斯·克劳斯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指挥了一场曲目为清一色施特劳斯作品的音乐会。而在十年后，一年中的最后一天成为每年举行的圆舞曲和波尔卡音乐会的诞生之日，仍由克劳斯指挥，作为新旧之年交替的标志。”1939年12月31日的第一届新年音乐会，以《晨报》圆舞曲作为开场曲，10首乐曲全部为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如今每年作为压轴曲目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和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茨基进行曲》都没有出现在曲目中。然而，对于新年音乐会传统的确立而言，这却是堪称古典音乐当代奇观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关键的起点。

绘画作品《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乐团》 资料图片

　　Ⅱ.“纪念品音乐”？

　　构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传统的核心因素首先而且始终是曲目——“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父兄以及他们同时代其他作曲家的圆舞曲、波尔卡、进行曲、轻歌剧序曲等。年复一年，尽管曲目搭配会呈现出微妙变化——纪念性元素、指挥家的文化背景和个人喜好都会成为影响曲目选择的因素，但两位约翰·施特劳斯以及约瑟夫·施特劳斯和爱德华·施特劳斯这父子四人的作品作为每年的曲目主体，形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统风格。这些维也纳地方风味浓郁的音乐，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奏中焕发出独特魅力，使得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全世界无数同类演出中独领风骚，无可替代。然而，近年来，尽管新年音乐会的电视直播国家一直在稳定增加，但与“极致视听盛宴”的赞誉相伴，怀疑的声音也不时出现：以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为代表的轻松舞曲音乐，是否具有足够的艺术含量值得全世界亿万人年复一年地在新年第一天专注期待？人们是为了音乐而听，还是为享受一种被定位为优雅新年仪式的活动？是否如钢琴家弗里德里希·古尔达所怀疑的，很多人其实是为了“一些人们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且能够使自己加入某种有档次的习惯中”？就像世界各国的游客在维也纳一定要到城市公园内约翰·施特劳斯镀金雕像前“打卡”留念一样。

　　在弗朗茨·威尔泽-莫斯特于2013年第二度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时，英国《留声机》杂志作者菲利普·克拉克与这位指挥家有一篇题为《圆舞曲回到未来》的深度访谈，刊发于《留声机》2013年1月号。其中谈及圆舞曲的“不确定地位”，也就是说，像《蓝色多瑙河》这样的音乐，究竟是实用性音乐，还是“艺术音乐”？在威尔泽-莫斯特看来，“奥地利圆舞曲并不仅仅是欢快的舞曲，其中有深度和忧郁，人们需要感受到这一点。你看，我们距离波西米亚很近，波西米亚民间音乐总是充满渴望和思乡之情。”即使是最热爱圆舞曲的人也并不会认为一首施特劳斯圆舞曲能够拥有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和马勒交响曲的精神高度，圆舞曲这种体裁本身限制了艺术表现的多面性。然而，这不影响最好的圆舞曲可以成为丰富而深刻的艺术杰作。

　　当电影《2001太空漫游》以“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为伴随航天器驶向太空站和月球的音乐时，并非所有的观众都能接受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这种做法。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样的音乐会让人联想到酒店舞厅乐队或维也纳轻歌剧，从而让观众的注意力脱离太空。对此，库布里克的解释是：“很难找到另外一首比《蓝色多瑙河》更能表现旋转运动的崇高感的优美乐曲。”他认为，约翰·施特劳斯音乐中内在的复杂舞蹈律动，与太空站的优雅运动有着奇妙的契合。在这样的语境中，这首著名的圆舞曲脱离与舞蹈、与河流的联系，而具有了新的意蕴和美。《2001太空漫游》在音乐运用上遇到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蓝色多瑙河》等维也纳舞曲音乐在不同受众群中得到的不同评价，以及在音乐史家中和学术研究领域引发的争议。

《浪漫一代》（查尔斯·罗森著） 资料图片

　　音乐学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在他的《音乐中的伟大性》一书中写道：“总有一天，约翰·施特劳斯会成为维也纳的音乐纪念品，但不是‘不朽的’。”漫步在维也纳街头的游客时常会遇到推销约翰·施特劳斯作品音乐会票的人，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确实在很多时候被视为维也纳的音乐纪念品。所以，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将这样的音乐界定为不具有音乐“伟大性”的艺术，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威尔第不可同日而语。《古典风格》的作者、博学的学者、钢琴家查尔斯·罗森在他的另一本重要论著《浪漫一代》中，将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与奥芬巴赫的轻歌剧和格什温的百老汇音乐喜剧一起归入通俗艺术，但同时强调它们都属于“伟大的通俗艺术”。当通俗艺术得以跻身于“伟大”行列时，其艺术魅力和价值使得无数平庸的“高雅艺术”作品相形见绌。

　　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等大量作品经常是以类似家庭作坊的方式快速谱写上演的，有时乐谱的墨迹未干，就由专人飞快地送至演出场所。有不少作品，甚至其中也包括《蓝色多瑙河》的旋律，都会作为素材循环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大量雷同和艺术质量不高的作品。然而，不仅是施特劳斯家族，还包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奏的其他作曲家，如兰纳、齐雷尔、苏佩、雷哈尔等，他们的圆舞曲、进行曲、轻歌剧序曲和选曲、波尔卡和加洛普舞曲等，虽然不像交响乐那样宏大和深刻，但其中的经典之作，也当得起老一辈指挥家埃里希·克莱伯给予它们的赞誉——“小型交响诗”。就旋律天赋而言，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二弟约瑟夫·施特劳斯真正无愧于伟大作曲家的称号。对他们的旋律之美，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等“严肃”作曲家均有过由衷赞美。而理查·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中脍炙人口的圆舞曲旋律，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借自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神秘动力》圆舞曲，斯特拉文斯基也从维也纳舞曲中借了一段，他的舞剧音乐《彼得鲁什卡》中一个极为悦耳的旋律，来自约瑟夫·兰纳的《施蒂利亚舞曲》，属于“完整借用”。

　　这些作品之所以在很多人心目中不能登大雅之堂，除了它们脱胎于伴舞音乐这一事实，还与创作技法相关。奥地利学者马塞尔·普拉维在他的《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中文节译本名为《圆舞曲之王》）中指出：“约翰·施特劳斯是美妙旋律的创作者——可是他从未试图对主题进行戏剧加工。”我们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听到这些乐曲由完整编制的交响乐团演奏，但它们并不是以交响化原则发展主题的音乐，而是大部分时候将一段又一段旋律加以衔接。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认为“舒伯特钢琴奏鸣曲中的丰富旋律妨碍了真正激动人心的发展”，在维也纳舞曲音乐中，也没有对主题的“真正激动人心的发展”。然而交响化原则、主题发展并非决定音乐是否具有“伟大性”和成为经典的唯一标准。维也纳风味音乐中那些让人们不约而同地感受到辞旧迎新气氛的圆舞曲、波尔卡，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由那些更具有“伟大性”的作品替代。法国作曲家柏辽兹著名的《幻想交响曲》第二乐章也是圆舞曲，标题为《在舞会上》，作为交响音乐篇章备受欢迎，而且，按照弗朗茨·恩德勒在《维也纳音乐史话》一书中的讲述，柏辽兹是位真正的维也纳迷，是老约翰·施特劳斯的热情追随者，并将与老约翰·施特劳斯的友情延续至约翰·施特劳斯，然而，《幻想交响曲》中的圆舞曲让“维也纳人听来不敢恭维”。

《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马塞尔·普拉维著） 资料图片

　　诺伯特·林克在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的《约翰·施特劳斯》中说，“约翰·施特劳斯的天赋让全世界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随时踏进音乐的殿堂”，可谓一语中的。这正如库尔特·霍诺尔卡关于斯美塔那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所写的——“伟大的艺术和通俗性如此自然地携手走到了一起”。

　　Ⅲ.“第二拍现象”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统还体现在演奏本身所具有的某些鲜明特征，如著名的“第二拍现象”，这就是普拉维在《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一书中所描述的圆舞曲的“奥地利式轻松和优美”。也就是说，在初听之下似乎一成不变的“嘭—嚓—嚓”基本节奏中，第二拍总是会稍稍提前到来，造成“抢拍”，而第三拍则相应地听起来往后拖延。威尔泽-莫斯特称这种“第二拍现象”为维也纳圆舞曲的最奇特的传统。圆舞曲的任何一次成功演奏都取决于指挥如何让音乐随摇曳的拍子自由前行。在《蓝色多瑙河》或《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这样的圆舞曲中，每一首小圆舞曲均通过优美的转调与之后的小圆舞曲衔接，如同大自然中光与影的奇妙变幻，每一首小圆舞曲开始，意味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第二拍。这是维也纳圆舞曲无穷魅力的源泉之一，是根植于维也纳爱乐乐团每一位演奏家内心的艺术直觉，是任何一位站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台上的指挥家都不可能改变也不会改变的，因为那将构成对传统的亵渎和冒犯。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演奏圆舞曲的“第二拍现象”属于维也纳爱乐乐团著名的“自动驾驶”模式的组成因素，也就是说，第二拍的奏法不需要指挥要求。但威尔泽-莫斯特在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指挥的6首圆舞曲，显示出他对“第二拍现象”的有意识关注，并使音乐具有了一定的新颖感。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与熟练的重复演奏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

　　比利时古钢琴演奏家和指挥家、当代古乐运动的杰出倡导者之一约斯·范·伊莫希尔本着“追根溯源，还原本真”的宗旨，指挥他创建的“永恒生命”古乐团录制了一套约翰·施特劳斯作品专辑，深得好评。在他看来，所谓“第二拍现象”，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施特劳斯作品的传统一样，本身也经历了历史变化。他写道：“1929年，克莱门斯·克劳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晨报》圆舞曲在曲目中，乐团作为整体听起来像羽毛般透亮而轻盈，低音线条推动音乐前行，弦乐几乎不用揉弦演奏，像是室内乐重奏……序奏部只是比圆舞曲本身速度略慢，后者给人一种加速感。有时但并不常见，第二拍拉长，然后保持几小节……1980年，洛林·马泽尔指挥同一乐团演奏《晨报》圆舞曲。但如果这确实是51年后的同一个乐团，那么团员中最年轻的人也大概75岁了，而最年长者在115岁上下……此时的风格反映了另一个时代。拉长第二拍的观念如今已变为准则，圆舞曲开始得更加缓慢。”

　　英国乐评家理查德·奥斯本将维也纳爱乐乐团所代表的音乐传统与全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认为如果到了2142年，我们周围不再有人按照布鲁克纳交响曲诞生之初的方式演奏它们，不再年复一年地在新年音乐会上向全世界问候“新年快乐”，不在听众的掌声中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那才是悲剧，“谢天谢地！这种美好一直持续着”。然而，传统的守望之外，创新也始终存在。2023年的15首正式曲目中，首次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奏响的曲目居然多达13首，这是在曲目拓展方面前所未有的壮举。无论是作为开场曲的爱德华·施特劳斯的《谁来跳舞？》快速波尔卡，还是之后约瑟夫·施特劳斯的《英雄诗篇》和《金翅雀》圆舞曲，都是让听众倍感新颖的乐曲。即使两首曾经出现于往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节目单上的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作品，也不是像《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或《天体的音乐》那样为人们熟悉，《快乐的勇气》波尔卡在45年前的1977年新年音乐会上由博斯科夫斯基指挥演奏过，节目单上的最后一首曲目（在返场加演曲目之前）《水彩画》圆舞曲，演出相对较多，包括1966年（博斯科夫斯基指挥）、1983年（马泽尔指挥）、1991年（阿巴多指挥）和2002年（小泽征尔指挥），1991年新年音乐会为这首圆舞曲所配的以画家在雪地作画为内容的浪漫芭蕾，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在一场音乐会上集中首演新作的做法，也是一种来自施特劳斯家族的风格，本身也构成一种传统——创新的传统。

　　成立于2004年的维也纳女童合唱团首次登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舞台，与维也纳男童合唱团一同演唱，这也是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创新之一。邀请女性指挥家担任新年音乐会的指挥，也开始作为话题被谈及。如何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以自己的理念和方式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探索。因为，正如维也纳爱乐乐团主席丹尼尔·弗罗绍尔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毕竟我们不想成为有一天灭绝的恐龙”。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3版）

最高检发布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中新网1月12日电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分别为江西范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湖南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柏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江苏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贵州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湖北兰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案例一强调，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经刑事立案追缴仍不履行支付义务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从重打击、从严惩处。案例二明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没有追究相关涉案单位刑事责任的，可以依法追加起诉。案例三明确，检察机关要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羁押必要性审查等职能，最大限度降低刑事司法活动对涉案企业的影响。案例四表明，检察机关不因“案小”而简单办理，积极能动履职帮助农民工追回血汗钱，把每一个关系百姓利益的“小案”当成“天大的案件”办好。案例五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要注重统筹兼顾，刑民协同，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作用，助力农民工依法讨薪。

　　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1.江西范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范某某挂靠江西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称劳务公司)，以该劳务公司名义从某建设有限公司(下称建设公司)承接南昌市某项目劳务工程。2018年9月至2020年1月，该项目实际施工负责人范某某陆续雇佣20余个农民工班组进场施工。施工结束后，建设公司支付劳务费人民币1967万余元，并转至范某某实际掌控的银行账户内。2020年1月，因范某某拖欠农民工工资，该项目工程处于停工状态，工人们陆续向南昌市高新区劳动监察大队反映被拖欠工资情况。为妥善支付工人工资，建设公司以商业承兑汇票的形式，额外结算人民币100万元用于发放所拖欠的工人工资，但范某某收到汇票后，仍拒不付清拖欠的工人工资。2020年10月23日，南昌市高新区劳动监察局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但范某某既不提交该项目的全体员工名册、劳动合同、考勤记录表、工资表、支付凭证等相关材料，也不按照限期整改指令书进行整改。截至案发，范某某拒不支付220余名工人工资总计人民币623万余元。

　　【诉讼过程】

　　2021年2月10日，南昌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立案侦查此案，范某某得知后潜逃，同年10月19日被抓获归案，11月2日被依法批准逮捕。2021年12月29日，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对范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一案提起公诉。庭审过程中，因范某某当庭翻供不认罪，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有期徒刑三年的量刑建议。2022年5月7日，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范某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范某某收到一审判决后提出上诉。2022年9月26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履职过程】

　　1.提前介入侦查，准确认定犯罪主体。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依托“两法衔接”机制，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发现劳务公司欠薪数额大、涉及人数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可能涉嫌犯罪，遂依法启动监督程序，建议高新区劳动监察局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并监督公安机关及时立案侦查。检察机关通过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收集、固定证据，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随着侦查机关取证的深入，确定范某某系挂靠劳务公司实施了本案犯罪行为，范某某系本案犯罪嫌疑人。

　　2.开展补充侦查，完善证据追加起诉。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后，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立即采取公告方式发布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部分之前未报案的被欠薪工人陆续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采取自行补充侦查和协调公安机关配合的方式补充侦查、完善证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仍有部分被欠薪工人向检察机关提供证据材料，检察机关根据新查明的犯罪事实依法追加起诉，通过全面依法指控，准确有力惩治“恶意欠薪”行为，确保办案效果。

　　3.协同化解涉案风险，拓宽渠道追讨欠薪。由于本案被害人人数众多，被欠薪工人诉求强烈，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检察机关做好工作预案的同时，与区管委会组织与人力资源部、应急管理局信访办等部门联动，耐心释法说理，安抚工人情绪，引导理性维权。同时，与区劳动监察局、涉案建设公司多次沟通，协调建设公司积极筹得薪资441万余元垫付给欠薪工人。检察机关还对部分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开展了国家司法救助，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劳动成果得到有效维护。

　　4.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完善机制。针对本案反映出的农民工用工及工资支付方面的监督管理问题，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向区管理委员会组织与人力资源部发出检察建议，从全面履行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督管理职责，督促加强对农民工劳动用工的监督管理，深入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区管理委员会采纳检察建议，建立完善跨部门、跨领域的联动机制，定期共同开展专项整治，建立了打击“恶意欠薪”长效合作机制。

　　【典型意义】

　　1.依托“两法衔接”强化立案监督，从严打击恶意欠薪行为。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经刑事立案追缴仍不履行支付义务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从重打击、从严惩处。检察机关主动履行监督职责，依托“两法衔接”机制，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排查工作，发现线索及时启动立案监督。坚持以办案为核心，综合运用提前介入、自行补充侦查和协调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等方式完善证据，注重全过程接收被害人提供的新证据材料，依法从严从快批准逮捕，有新的犯罪事实依法追加起诉，准确认定。对于态度恶劣、拒不认罪悔罪的，从重提出量刑建议，有效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震慑作用。

　　2.打击、追讨、司法救助同步，守护“民薪”赢得“民心”。该案涉案金额大、受害人数多，案发时正值疫情期间，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坚持依法惩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与“为民办实事”并重。在妥善处理农民工群体追索欠薪诉求时，检察机关协调相关单位共同商议挽回被欠薪工人工资损失的解决方案，并依法开展司法救助，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合力。主动服务社会发展大局，深入调查研究，发现案件背后的社会管理漏洞，通过发出检察建议系统性、根源性解决相关问题，推动诉源治理，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2.湖南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柏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至6月，湖南省张家界市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柏某，陆续招用郁某某、王某某等人从事公司电子加工等工作。工作期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拖欠郁某某、王某某等30名员工工资共计137119元。劳动监察保障大队先后向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及柏某下达四次行政指令，责令其支付所欠员工工资，逾期仍未执行，同时柏某以在外地出差为由拒不接受行政指令发放拖欠员工工资，并频繁变更联系电话，逃匿支付员工工资。

　　【诉讼过程】

　　2021年10月28日，柏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经桑植县人民检察院批准，2021年11月9日被执行逮捕。同年12月3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期间，柏某与30名劳动者达成还款协议，并支付部分拖欠工资67750元。经召开听证会，2021年12月24日检察机关决定对其改变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经审查，2022年6月1日检察机关追加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被告单位，对该单位及法定代表人柏某提起公诉。柏某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适用缓刑，对被告单位判处罚金。一审法院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被告单位及被告人认罪服判。

　　【检察履职情况】

　　1.依法批准逮捕，切实保障刑事诉讼，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该案提请批准逮捕时正值春节前夕，被欠薪人数较多，农民工要求追回欠薪的诉求强烈。犯罪嫌疑人长期逃匿在外，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被公安机关从外地抓获到案，鉴于其具有逃跑可能，检察机关依法对柏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2.释法说理，追回部分拖欠劳动报酬。依法追缴劳动报酬对30名农民工尤其是其中的多名贫困户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强化对柏某的释法说理工作，促使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危害性，侵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考虑到公司经营受经济形势影响，柏某经济状况无法支付全部欠款，经与被害方代表多次沟通，最终促使柏某达成了部分支付劳动报酬的还款协议。2021年12月8日，柏某委托家属代为支付部分拖欠工资67750元。

　　3.能动履职，追加遗漏欠薪被害人。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有遗漏的被害人，及时通知公安机关、行政执法部门联系相关被害人，在补充工资明细表、向柏某核实情况等相关证据后，继续帮助追讨遗漏部分被害人工资，最终全部被害人的权益均充分得到保障。

　　4.全面审查在案证据，追加起诉被告单位。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证据时，发现拖欠工资、双方签订合同的主体均是劳动者和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于是追加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被告单位，最终法院对被告单位判处罚金。

　　5.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提升办案质效。在柏某与被害人达成还款协议后，检察机关召开了听证会，经听取各方面意见，为保障企业继续经营，对柏某变更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同时，检察机关继续关注柏某的还款落实情况，发现其已在积极筹措资金还款，并自愿认罪认罚，综合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司法局出具的社区矫正意见等，依法对柏某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

　　【典型意义】

　　当前办理此类案件中，存在追究自然人犯罪多、追究单位犯罪少，单位犯罪认定难度大的问题。本案检察机关在案件审理中，发现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没有追究相关涉案单位的刑事责任。在进一步审查案件事实证据后，检察机关发现本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经工商登记依法成立的合法单位，具备主体资格，郁某某等30名员工均是与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构成单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了充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最大限度追讨回欠薪，检察机关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追加为被告单位进行起诉，为欠薪企业划出红线。

　　3.江苏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

　　【基本案情】

　　2019年，江苏省宜兴市某有限公司承建沛县新城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工程。2020年3月至7月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某某从发包公司结算工程款和工人工资等合计人民币1816万余元。但其收到款项后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各工程队劳务工资，共计拖欠23名工人工资67.44万元。工人多次投诉、信访反映此情况。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0年12月6日、12月18日先后两次向该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其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但潘某某逃匿外地拒不支付。

　　【诉讼过程】

　　2020年12月23日，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该案移送至沛县公安局立案侦查。2021年3月10日，检察机关对潘某某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综合考虑疫情影响、稳定就业、助民企纾困等多种因素，建议公安机关对潘某某变更强制措施。在潘某某认罪认罚、全部清偿拖欠工人工资、取得被害人谅解后，2022年3月2日，检察机关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检察履职过程】

　　1.准确把握“恶意欠薪”逮捕标准，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潘某某作为民营企业经营者，拒不支付农民工劳动报酬并逃匿外地，引发上访，在审查逮捕阶段拒不认罪，对于发包方支付的工程款拒不交代去向，具有妨碍诉讼的可能。检察机关聚焦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详细查阅工人工资清单、企业账目往来等材料，主动对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确认潘某某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且逃匿的事实后，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2.保就业促稳定，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在批捕后的侦查阶段，潘某某的辩护人向检察机关提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检察机关及时开展实地走访，了解到该涉案企业承揽的工程系沛县民生工程，工人达100余人，且案发正值疫情初期，经济下行，若继续羁押潘某某可能对企业发展及职工就业产生较大影响。经充分考量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及涉案民营企业的持续经营问题，检察机关对潘某某开展了羁押必要性审查，依法建议公安机关对潘某某变更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3.开展多方协作，促成农民工工资全部清偿。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期间，检察机关主动邀请工程发包方、工人代表、辩护律师进行面对面沟通。向工程发包方阐明案件事实及工人疾苦，促使发包方先行垫付工人工资30余万元；向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开示全案证据，逐笔核算发包方向其支付的工程款，督促潘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并支付剩余拖欠的30余万元工资，促成工人工资全部清偿，化解了工资拖欠矛盾；向工人代表耐心释法说理，促使工人对潘某某予以谅解。

　　4.深化诉源治理，督促启动企业合规审查。针对涉案企业在财务和人事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涉案企业表达合规意愿后，2021年10月，检察机关邀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启动企业合规整改，设立合规事务部，补充制定《合规管理办法》等制度，构建合规文化体系；设立农民工维权告示牌，公布用工主体的联系方式及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电话；建立农民工花名册和工资支付表，加强考勤统计；设立工资保证金，专项用于支付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明确施工方、分包方具体职责，完善劳动合同、进出场登记、考勤等方面的管理。2022年1月15日，该企业合规整改完毕并通过验收，累计建立完善相关制度5项，整改问题12个。

　　5.开展专项调研，制发检察建议力促行业规范。鉴于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欠薪问题频发，为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深化诉源治理，检察机关向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阅了近三年欠薪案件，发现存在立案调查不及时、“两法衔接”意识不强、农民工权益保障不到位等问题。2021年6月，检察机关向该局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其会同公安、住建等部门在全县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开展劳动监察执法培训，督促指导20余家企业完善劳动合同、用工管理等制度，全面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1.依法充分履职，及时开展羁押必要性、起诉必要性审查。检察机关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羁押必要性审查等职能。坚持打击欠薪犯罪与追讨欠薪并重，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效，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动态审查把握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变化条件，对已无继续羁押必要的，及时依法变更或解除羁押强制措施，或向相关机关提出建议。尽可能实现案件办理和矛盾化解一体化推进，积极开展释法说理工作，主动对接辩护律师、工程发包方、犯罪嫌疑人家属等多方，必要时与行政主管部门衔接联动，促成劳动报酬足额支付，经审查对依法不需要刑罚处罚、没有起诉必要的，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2.依法启动企业合规整改，助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充分考量疫情冲击、经济下行等多重叠加因素，统筹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坚持以法治稳企业稳预期，对涉案民营企业负责人开展羁押必要性、起诉必要性审查，最大限度降低刑事司法活动对涉案企业的影响，为工人持续就业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对涉案企业开展企业合规审查，推动企业建立合规体系，完善用工、薪资及财务管理各项制度。推动民营企业规范运营，以“真合规”“真整改”助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4.贵州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

　　【基本案情】

　　刘某某系某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2021年4月，该公司从贵州某建筑公司承接贵阳市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某施工项目，刘某某雇佣李某、王某等18名农民工加工制作“钢筋笼”。工程结束后，刘某某仅向李某等人支付部分工资，李某等人多次讨薪未果，于2021年9月到劳动监察部门反映该情况。经调查，发包方已全额支付工程款，刘某某在有能力支付的情况下，拖欠李某等18人工资23.32万元。劳动监察部门向刘某某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责令限期支付。至整改期届满，刘某某仍未支付。劳动监察部门遂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2021年11月11日刘某某到公安机关自首。

　　【诉讼过程】

　　2021年11月12日，刘某某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刑事拘留，同月15日公安机关向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请审查逮捕。检察机关积极推动矛盾化解工作，刘某某表示愿意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南明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于2022年10月25日将该案移送南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因犯罪情节轻微、社会矛盾已得到有效化解，2022年11月3日，南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刘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履职过程】

　　1.紧扣关键节点促进矛盾化解，依法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审查逮捕阶段，检察机关通过走访被害人，发现春节将至被拖欠工资的18位农民工仍奔波在讨薪维权路上，其中王某在施工中受伤亟需治疗，因家庭困难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只能靠工友们捐款医治。为保障农民工在春节前能及时拿到欠薪，办案人员多次释法说理，刘某某终于表示愿意筹款支付所拖欠工资。鉴于刘某某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且不捕有利于其筹措资金支付工人工资，遂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在检察机关督促下，春节前刘某某将拖欠的23.32万元全额支付，18名农民工表示谅解刘某某。审查起诉阶段，综合考虑刘某某自首、自愿认罪认罚且获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该案符合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处罚的条件，检察机关依法对刘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2.制发检察建议，引导开展小微企业合规。办案中，检察机关发现刘某某经营的劳务公司存在工资支付制度不健全、资金管理混乱、管理人员法治观念淡薄等问题。该公司虽为小微企业，但在本市承接多个建设项目，涉及农民工上百人。考虑到公司有合规意愿，检察机关遂通过检察建议督促其开展合规整改。该公司及时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堵塞管理漏洞。通过2个月的合规考察期，检察机关及相关部门对企业合规整改进行验收，检察机关组织召开听证会，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听证员意见，一致认可企业整改成效，经评估通过合规考察。

　　3. 推动诉源治理，构建常态化治理体系。为进一步抓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工作，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233”工作法，即深化提高政治站位、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两项认识，立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立案监督与侦查活动监督三项职能，搭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专案查办、“诉前和解+检调对接”“行政+司法+新媒体”衔接融合三项机制，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开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专案查办通道，抽调业务骨干组建专业化办案团队，因案施策，2021年以来为70余名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80余万元。检察机关将执法办案与化解社会矛盾相结合，加强与人民调解组织的衔接配合，将涉及农民工工资支付类案件纳入诉前矛盾调解工作范畴，促使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2021年以来办理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全部实现“一案一和”、案结事了。

　　【典型意义】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办理是“小案件、大民生”的生动写照。检察机关在拒不支付劳动案件办理中，除了发挥刑罚的打击震慑效果，更重要的在于帮助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增强执法活动的实效性。本案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中属涉案金额不大的“小案”，但检察机关不因“案小”而简化工作、简单办理，而是将帮助农民工拿回血汗钱、救命钱始终作为根本职责与重大使命，在“小案”上下“大功夫”。检察机关积极能动履职，深入实地走访，了解到个别多次讨薪未果的农民工面临着就医、生活等实际困境，单纯的刑事打击、就案办案并不能直接缓解被欠薪者的困难处境；及时组织劳资双方座谈，联合多部门制定追缴工资方案并督促落实到位；督促涉案人员及时筹集资金，直到帮助农民工拿回血汗钱。把每一个关系老百姓利益、弱势群体保护的“小案”当成检察机关“天大的案件”认真办理，是检察机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写照。

　　5.湖北兰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兰某某系鄂州市花湖经济开发区海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海旺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8年起，海旺公司因经营不善，陆续出现拖欠员工工资情形，截至2021年12月，海旺公司共拖欠王某、金某某等28名员工工资153万余元。

　　2021年10月14日，鄂州市鄂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兰某某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要求兰某某于同月25日核对《员工拖欠工资投诉表》并到区人社局接受调查。兰某某核对员工工资后，承诺在40天左右支付拖欠的工资。区人社局于10月25日向海旺公司送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海旺公司于同年11月6日前足额支付拖欠的员工工资，但兰某某在承诺期限内未支付拖欠工资。区人社局于同年12月8日和12月13日多次发送短信要求兰某某于当月13日之前到区人社局接受调查。兰某某回复收到短信并说明其在十堰市处理欠款事宜，三日内返回鄂州。后未如期接受调查。

　　【诉讼过程】

　　2022年1月19日，区人社局以兰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鄂州市公安局鄂城区分局于2022年3月4日决定对兰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一案立案侦查。3月7日，兰某某经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上述事实。5月31日，鄂州市公安局鄂城区分局以兰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提请鄂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该院于同年6月13日决定对兰某某不批准逮捕。后在检察机关建议下，公安机关决定对本案予以撤销。

　　【检察履职情况】

　　1.严把事实证据关，依法审查是否构成犯罪。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兰某某辩解其离开本地并非逃匿，而是去筹集资金以支付拖欠员工的工资。因本案未查明兰某某到十堰的具体情况，也未查明兰某某及海旺公司名下资产情况，检察机关遂要求公安机关及时补充上述证据，同时积极开展调查。经向多名员工调查得知，兰某某从2021年开始出现嗜睡不醒症状，而后返回十堰市休养，但电话、微信并未失联，经公安机关传唤后能够及时到案。经审查认为，兰某某未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接受区人社局调查，但其能够作出合理解释且并未失联，因此不能认定兰某某系采取逃匿方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后公安机关查明海旺公司账户和兰某某个人账户均无资金，兰某某无转移财产或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据员工代表反映，大部分被欠薪员工均在海旺公司长期工作，一致认为兰某某为人仗义，公司经营不善也是客观原因所致，他们去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是担心兰某某转移财产，从而导致其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根据2020年最高检《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要充分考虑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注意把握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拖欠劳动报酬与恶意欠薪的界限。检察机关经综合分析，兰某某的行为不属恶意欠薪行为，不宜认定为构成犯罪，遂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2.开展公开听证，有效化解员工心结。检察机关同步引导劳动者通过现行法律规定的救济途径依法维护合法权益，邀请镇党委书记共同上门释法说理，并为解决欠薪难题研究方案，最终达成通过民事诉讼进行维权的初步意见。鄂城区人民检察院组成刑事检察官和民事检察官联合办案团队，针对是否对兰某某批准逮捕和是否民事支持起诉召开听证会，员工代表和听证员一致同意不批准逮捕兰某某，并同意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

　　3.民事支持起诉，保障员工合法权益。鄂城区人民检察院查明兰某某公司陷入困难，无法正常生产经营，虽然没有支付拖欠工资的资金，但名下有土地和资质等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围绕员工要回被拖欠工资这一主要诉求，决定刑民协同履职、一体化办案。民事检察官迅速介入，引导员工首先通过民事诉讼进行确权，防止资产非正常转移。在征得涉案员工同意后，鄂城区人民检察院又及时向鄂城区人民法院支持起诉。2022年6月31日，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理本案中，注重统筹兼顾，刑民协同，能动履职，充分发挥刑事检察和民事检察职能联动作用。检察机关要通过沟通协调，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化解民事争议职能与人社部门劳动监察职能相衔接，共同推动解决拖欠劳动者工资问题整治工作。通过定期召开刑事、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联席会议，强化信息共享、线索移送、一体化办案，防范化解劳资矛盾。刑检部门发现相关案件属于民事纠纷，且有必要支持起诉的，要及时通报民事检察部门。同时，民事检察部门发现案件中存在犯罪线索的，应主动通报刑事检察部门，使检察机关助力保障民生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