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听党指挥,赓续血脉再奋进******
观察样本 新疆军区某红军师
听党指挥,赓续血脉再奋进
■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李 康 通讯员 邹珺宇
巍巍喀喇昆仑,座座雪峰耸峙。
无人机侦察、突击车夺占阵地、新型车载火炮“快打快撤”、多型雷达联合组网……春节前夕,新疆军区某红军师高原训练场上,一场实战化拉动演练展开。
演练结束,征衣未解。某团副团长张革指着身后一排新型装备兴奋地说:“我们的主战装备已经全部完成了跨代更新,在强军新征程上,必须全面加强练兵备战,跑出转型加速度,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这是一支有着90多年历史的红军部队,通过转型建设不断完善力量结构编成,武器装备更新迭代,战斗力正在实现新的飞跃。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充分证明,党、国家和军队事业取得的一切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走进该师高原驻训地,师政治工作部领导正带领机关人员利用训练间隙,结合高原驻训实际,围绕“加强军史学习教育,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强化战斗精神培育”制订方案计划。
他们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单位深厚的红色基因相结合,精心拟制任务清单,采取集中组织专题学、深入一线带头学、依托“云端”灵活学等方法,推动部队形成学军史、树信心、增智慧、强本领的浓厚氛围。
提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这名领导深有感触地说:“作为新时代红军传人,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把对党绝对忠诚的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坚定“矢志不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寒冬时节,该师又一批新战士在训练基地完成培训后下连。某团五营一连指导员丁维昌特意带领新战士们来到连队荣誉室。
荣誉室内的展陈,把大家的思绪带回到烽火年代。一本翻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记录着这支诞生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矢志不渝跟党走”的辉煌战史。
初心如磐,征途如虹。该师是1932年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和领导的、目前全军仅存的一支整建制师的西北红军部队。90多年来,该师孕育形成了以“对党忠诚、信念坚定,长攻善守、勇猛顽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热爱人民、甘于奉献”为主要内容的“红军师精神”。
在武装革命斗争中,刘志丹经历无数艰辛曲折,但他始终坚持真理,反复向部队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西北红军自觉接受中央统一整编。从此,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943年1月,毛泽东同志为西北红军领导人题赠“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联系单位深厚的红色历史。丁维昌深有感触地说:“历史证明,只有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
2019年,丁维昌和战友们代表中国陆军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9”,夺得“晴空”项目全部金牌,荣立一等功。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结合自身经历感悟伟大时代,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丁维昌说,“在习主席领导下,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越走越宽广,我们一定能够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加强军史学习教育’。我们必须坚持用红色基因滋养官兵、用辉煌战史激励官兵,把党史、军史和红军师战史作为党员干部必修课、部队教育基础课、新兵入营第一课。”该师政治工作部领导告诉记者,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过程中,他们围绕“感悟光辉历程、坚定信仰信念”进行专题辅导,认真学习习主席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论述,重温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引导官兵深刻领会“命令面前无二话,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忠诚内涵。
征战雪域高原,坚决听党指挥。这段时间,该师高原驻训地再遇寒潮,气温降至-20℃,官兵们在冰天雪地间练战术、打实弹,训练热情持续高涨。
强化“时刻听从党召唤”的使命担当
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彰显担当的本色。
前不久,该师又一次组织高原驻训点位轮换,许多驻训点位海拔较低的官兵主动写下请战书,申请到海拔更高、条件更艰苦的点位驻训。
作为海拔最高的某驻训点位的一员,轮换前夜,一级上士陈俊伫立山巅,仰望星空,驻训的点滴在脑海里一一浮现。
3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在风雪中站岗,在冰峰上训练。虽然所在点位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平均气温在-15℃,但他与战友们叫响“缺氧不缺精神”的口号,战严寒、抗缺氧,圆满完成了阶段性演训任务。
上一次驻训点位轮换,他本可以下到海拔较低的驻训点。考虑到自己是骨干,他连夜写下继续坚守的申请书。
陈俊说,身披冰雪铠甲,坚守雪域之巅,圆满完成任务,是军人最值得骄傲的经历。
走访该师高原驻训地,官兵们的炽热情怀随处可感。他们结合实际,广泛开展“与前辈比苦乐、与先烈比得失、与英模比贡献”活动,大家轮流登台谈变化、悟初心、话使命,深化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解认识,激发矢志奋斗强军的昂扬斗志。
随着又一轮寒潮到来,新年度首场实弹射击正式拉开战幕。
该师某团团长鲁卫成带领团党委一班人,迎着刺骨的寒风率先走向战位,使用新列装的多型武器对不同类型目标进行射击。
这一天,距离他上交“转业申请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随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快,该师转型为合成部队。鲁卫成感到自己已经不适应发展形势需求,决定把机会留给更合适的人选。
“越是在最关键时刻,越是考验一个人的忠诚与担当。”鲁卫成感慨地说,“上级批准我转业的正式命令还未下达,只要我依然是红军师的一员,就要在岗位上干好每一分钟。即使脱了军装,也永远是红军传人!”
该师创建以来,历经30余次改编整编、10余次换防调整,官兵坚决听从党的召唤。
那一年,该师所属某红军团依令撤编。时任团长袁思舜第一个站出来,提笔写下“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几个饱含深情的大字。
不讲价钱、不谈条件,一声令下,700多名官兵退役,数十名干部交流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仅用40天,顺利完成精简调整。
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出征国际军事比赛,还是砺兵雪域高原,该红军师官兵不畏困难、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时刻听从党召唤”的使命担当。
“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守边防一线,练就过硬本领,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某团政治工作处主任李蕾坚定表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以过硬本领履行好新时代使命任务。
激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豪情
“这是对人民军队红色基因的赓续弘扬,无论武器装备多么先进,战斗精神始终是能打仗、打胜仗的关键因素。”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某连“十颗红星炮班”班长康福鹏对“强化战斗精神培育”这句话感触颇深。
康福鹏动情地为全连官兵讲述关于“十颗红星炮班”的故事——
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个班创下了击落10架敌机的辉煌战果,被志愿军总部授予“十颗红星炮班”荣誉称号。
“能打出辉煌的战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如果置身当年的战场上,我们能不能战胜强大敌人,创造同样的荣光?”穿透历史硝烟,大学生士兵张泽文越想越深,“今天,我们身处和平环境,但绝不能在风和日丽中销蚀战斗意志,而要在实战化演练中淬炼血性虎气。”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过程中,该师组织官兵重温辉煌战史、强化战斗精神、抓紧练兵备战,以实际行动激发战斗豪情。
多型主战装备跨代列装,新装备从工厂直接拉到高原驻训场。如何让新型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成为官兵们迫在眉睫的任务。
在高原高寒的恶劣环境下,官兵们发扬革命先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常态开展陌生地域小体系联训,逐步摸清新装备的“脾气”。新型装备在风雪中进行实弹射击,打出优异成绩。
夜渐深,雪山沉睡。“猛虎三连”的营区依旧灯火通明。连长刘威和官兵围绕新型装备运用展开讨论,细化战备方案。
前不久,该师在雪域高原展开合成营对抗演练。极寒条件下,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面对“敌”军的通信干扰、火力压制,刘威临危不乱、沉着应对。
寒风似刀,呵气成霜。刘威带领官兵驾驭新型装备,快速穿插迂回至“敌”后,对“敌”指挥所发起“闪电一击”。
“我们就是要在极寒、恶劣的环境中,淬炼过硬战斗作风,锻造真正的‘猛虎’。”新型装备旁,刘威自豪地说。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黄长升
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对我军来说,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在部队落地生根,以实际行动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首要的就是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我军是党缔造的,一诞生便与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和战斗。正是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正是因为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党的手里,才保证了我军在长期复杂斗争中没有迷失方向。
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征程上,人民子弟兵坚决听党指挥,闻令而动,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军队永远忠于党的铮铮誓言。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扎根林海雪原、高原戈壁、边关海岛,用青春和热血浇筑起新时代的钢铁长城,用理想信念托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与担当。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激荡激变,举旗与砍旗的交锋、固根与拔根的较量、铸魂与蛀魂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歇。我们必须站在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军传人永不变质的高度,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确保全军官兵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决做到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坚决听党指挥,奋进强军征程。当前,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牢记初心使命,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切实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确保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 于成龙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