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转的土地先施农家肥改善土质 胡传林 摄
2008年,张安辉回乡投建养猪厂。但创业之路并不顺利,因资金链断裂,张安辉最初兴建的养猪厂中途夭折。两年后,他又在家附近的东津镇畜牧场建设养猪厂,凭借精细化管理和对市场规律的准确把握,如今已发展成为年出栏生猪达10万头,实现年经营产值过亿元的现代化养殖场,吸纳周边上百村民就业。
“现代农业天地广阔,除了养殖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互联网农业等都大有可为。”富裕起来的张安辉又开始探寻新的农业发展之路。
东津镇素有襄阳“菜篮子”之称,但农民辛苦种菜,要么卖不出去,要么赚不了几个钱,张安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如何让这个“菜篮子”更新鲜、更绿色,同时又能让村民得到更多实惠,成为他努力的方向。
刚刚起步的蔬果种植基地 陈霜 摄2022年以来,张安辉尝试种植有机蔬菜,并大胆采用新型产业模式——在配送大型超市的同时,推出“新鲜时蔬进小区”服务,让新鲜蔬菜从田间直达市民餐桌。
目前,张安辉牵头成立的农业合作社流转土地500余亩。其中,养殖场占地200亩,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蔬果种植基地300多亩。养殖场产生的粪便做成有机肥输送到田间地头,废弃菜叶加工后变成猪鸡鸭饲料,养殖种植相得益彰,实现污废循环利用。
张安辉说,如今很少年轻人从事农业生产,希望通过自己的带动能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农业、投身农业。(完)
人工智能如何做到可信、可用?专家热议:把责任归结到个人****** 中新网北京12月11日电 人工智能治理的理想状态,是人工智能技术能做到可知、可信、可控、可用。而在现实中,人工智能技术手段虽然非常强大,但是离完美、完善仍有相当的距离。从技术角度和技术应用角度,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做到扬长避短? 近日,在2022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上,专家围绕该话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认为,现阶段很多技术还处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过早地说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可能会抑制技术本身的发展。但反过来,如果什么都不管,也不行。 “因此,现在更多还是从道德层面多进行引导。同时,做技术的人,也要尽量把一些可能的风险、抑制工具,即约束风险的工具,尽快想明白。自己也做,同时号召大家做,两者结合。”他说。 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国强教授、首席研究员聂再清认为,我们要保证能够创新,但同时不能让创新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责任归结到个人。 “技术的背后是有人在控制的。这个人应该时刻保证工具或创新在危险可控的范围内。同时,社会也要进行集体的监督,发布某个产品或技术,要能够召回、撤销。在创新和监管之间,当然是需要平衡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他指出。 瑞莱智慧RealAI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田天补充道,在技术可解释性方面,需要去进行技术发展与相应应用场景的深度结合。大家需要一个更加可解释的AI模型,或者更加可解释的AI应用。 “但我们真正想落地的时候,会发现每个人想要的可解释性完全不一样。比如:模型层面的可解释,可能从研发人员角度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从用户的角度是看不懂的,这需要一些案例级的解释,甚至通过替代模型等方式进行解释。因此,在不同领域,需要不同的可解释能力,以及不同的可解释级别,这样才能让技术在应用场景发挥最好的作用。”他说。 将伦理准则嵌入到人工智能产品与系统研发设计中,现在是不是时候? 高文认为,人工智能软件、系统应该有召回的功能。如果社会或伦理委员会发现这样做不对,可能带来危害,要么召回,要么撤销。 高文说,应用的开发者,系统提交或者最终用户让他去调整的时候,他应该有责任。如果开发者发现已经踩线了,应该给他一个保护机制,他可以拒绝后面的支持和维护,甚至可以起诉。“不能只说哪一方不行,光说是开发者的责任,他可能觉得冤枉,因为他只提供工具,但有时候是有责任的,只是说责任怎么界定。”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建立一些红线。”田天建议,比如,对于人工智能的直接滥用,造假、个人隐私泄露,甚至关联到国家安全、生命安全的,这些领域一定要建立相关红线,相应的惩罚规定一定要非常清晰,这是保证人工智能不触犯人类利益的基本保障。 “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处于模糊地带的,希望能留有更多空间。不光是从限制角度,也可以从鼓励更加重视伦理的角度,促进合规地发展。”田天称。 2022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I-AIIG)承办,中国新闻网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组织、国内外学术机构支持。(中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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